【原文】

定王八年，使刘康公聘于鲁[1]，发币于大夫。季文子、孟献子皆俭[2]，叔孙宣子、东门子家皆侈[3]。归，王问鲁大夫孰贤。对曰：“季、孟其长处鲁乎！叔孙、东门其亡乎！若家不亡，身必不免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：为臣必臣，为君必君。宽肃宣惠，君也；敬恪恭俭，臣也。宽所以保本也，肃所以济时也，宣所以教施也，惠所以和民也。本有保则必固，时动而济则无败功，教施而宣则遍，惠以和民则阜[4]。若本固而功成，施遍而民阜，乃可以长保民矣，其何事不彻？敬所以承命也，恪所以守业也，恭所以给事也，俭所以足用也。以敬承命则不违，以恪守业则不懈，以恭给事则宽于死，以俭足用则远于忧。若承命不违，守业不懈，宽于死而远于忧，则可以上下无隙矣，其何任不堪？上任事而彻，下能堪其任，所以为令闻长世也。今夫二子者俭，其能足用矣，用足则族可以庇。二子者侈，侈则不恤匮，匮而不恤，忧必及之，若是则必广其身。且夫人臣而侈，国家弗堪，亡之道也。”

王曰：“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东门之位不若叔孙而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二君，叔孙之位不若季、孟，而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三君。若皆蚤世犹可，若登年以载其毒，必亡。”

十六年，鲁宣公卒[5]。赴者未及，东门氏来告乱，子家奔齐。简王十一年，鲁叔孙宣伯亦奔齐，成公未殁二年[6]。

[1]刘康公：周大夫，因其封邑在刘（今河南偃师以南），死后之谥为康，故名。

[2]季文子：韦昭注云“季友之孙，齐仲无佚之子季孙行父”。孟献子：韦昭注云“仲庆父之曾孙。公孙敖之孙、孟文伯歇之子仲孙蔑”。

[3]叔孙宣子：韦昭注云“叔牙之曾孙、庄叔得臣之子叔孙侨如也”。后文的“叔孙宣伯”亦指他。东门子家：韦昭注云“庄公之孙、东门襄仲之子公孙归父也”。

[4]阜：多，富足。

[5]鲁宣公：鲁国君，名俀。

[6]成公：指鲁成公。殁：死，去世。

周定王八年，定王派遣刘康公出使鲁国，并向鲁国的大夫分送礼物。他发现季文子、孟献子都很俭朴，而叔孙宣子、东门子家却很奢侈。回来后，定王询问他鲁国的大夫哪位贤德，刘康公回答说：“季文子、孟献子可以在鲁国长期保持地位，而叔孙、东门可能会败亡。即使家族不亡，他们本人也一定不能免于祸患。”定王说：“那是什么原因呢？”刘康公答道：“我听说，为臣者必须遵行臣道，为君者必须恪守君道。能够待人宽厚、严整、公正、仁爱，这是为君之道；忠敬、谨慎、谦恭、俭朴，是为臣之道。待人宽厚用以维护基业，严整用以完成政务，公正用以施行教化，仁爱能用以团结民众。基业得到维护就必然稳固，看准时机再行动并能严整地完成政务而政权一定会稳固，教化的施行保持施恩宽大就能得到遍布流传，用仁爱来团结民众就能使全民富足。如果基业稳固而且政务大有成就，施惠普遍而又使民众富足，就能够长久地保有百姓不离心，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彻底完成呢？忠敬用以承受君命，谨慎用以守护基业，谦恭用以执行公务，俭朴用以丰足财用。以忠敬来承受君命就不会违抗，以谨慎来守护基业就不会荒废懈怠，以谦恭来执行政事就会前途宽广而不会走上死路，以俭朴来丰足财用就会远离忧患。如果臣子承受君命不违抗，守护家业不懈怠，不触犯刑法而又远离忧愁，君臣上下就能够和谐而没有嫌隙了，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事胜任不了的呢？在上者施行政务能够通达彻底，在下者能胜任上边所交办的事务，因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如今季孙、仲孙生活俭朴，所以他们将会财用丰足，因而家族能够得到庇护。叔孙、东门的生活奢侈，而奢侈就不会体恤贫困，贫困者得不到体恤，那么忧患必然会降临，如果是这样必然会危及自身。况且作为人臣却追求奢侈，国家就会不堪重负，这是在走向败亡之路啊。”定王问：“如此说来，他们还能维持多久呢？”刘康公回答说：“东门子家的地位不如叔孙宣子，但却比叔孙宣子奢侈，所以不可能连续两朝享有俸禄；叔孙宣子的地位不如季孙、仲孙，但却比他们奢侈，所以不可能连续三朝享有俸禄。如果他们死得早倒还罢了，假若他们年寿高却去持续毒害国家，他们的家族一定会败亡。”

果然，周定王十六年，鲁宣公去世。告丧的使者还没有抵达王都，东门家的人就来报告家中发生变乱，东门子家也被迫逃往齐国。周简王十一年，叔孙宣子也逃奔齐国，这正好是鲁成公去世前两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