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
晋既克楚于鄢[1]，使郤至告庆于周。未将事，王叔简公饮之酒[2]，交酬好货皆厚，饮酒宴语相说也。明日，王叔子誉诸朝。

郤至见邵桓公[3]，与之语。邵公以告单襄公曰：“王叔子誉温季，以为必相晋国，相晋国必大得诸侯，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，可以树。今夫子见我，以晋国之克也，为己实谋之，曰：‘微我，晋不战矣！楚有五败，晋不知乘，我则强之。背宋之盟[4]，一也；德薄而以地赂诸侯，二也；弃壮之良而用幼弱，三也；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[5]，四也；夷、郑从之，三陈而不整，五也。罪不由晋，晋得其民，四军之帅[6]，旅力方刚，卒伍治整[7]，诸侯与之。是有五胜也：有辞，一也，得民，二也；军帅强御，三也；行列治整，四也；诸侯辑睦，五也。有一胜犹足用也，有五胜以伐五败，而避之者，非人也。不可以不战。栾、范不欲[8]，我则强之。战而胜，是吾力也。且夫战也微谋，吾有三伐：勇而有礼，反之以仁。吾三逐楚军之卒，勇也；见其君必下而趋，礼也；能获郑伯而赦之，仁也。若是而知晋国之政，楚、越必朝。’”

[1]鄢（yān）：周代诸侯国名，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一带。

[2]王叔简公：韦昭注云“周大夫王叔陈生也”。

[3]郤（xì）至：晋大夫，在鄢陵之战中是晋新军的副统帅。后文的“温季”亦指他。邵桓公：周大夫，疑是西周末大夫邵公的后裔。

[4]背宋之盟：鲁成公十二年，宋、晋、楚会盟和好，鲁成公十六年，楚联合郑国背盟伐宋。

[5]不用其言：指交战之前，楚内部的主和派曾劝阻楚背盟行为，楚王没有采纳。

[6]四军：晋当时有上、中、下三军与新军，每军设将（统帅）、佐（副统帅）。

[7]卒伍：泛指军队，行伍。

[8]栾、范不欲：在决战前，中军统帅栾书、副统帅士燮（xiè）曾对作战方案提出过不同意见。

晋国军队在鄢陵打败楚国后，便派遣郤至向周王告捷。还没有朝见周王之前，王叔简公便设酒席宴请郤至，宾主互赠了厚礼，席间相谈甚欢。第二天，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郤至。郤至又会见了邵桓公，与他交谈。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单襄公说：“王叔简公称赞郤至，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为相，而且为相掌权后定能得到诸侯的大力拥护，因此王叔简公劝各位大臣为郤至多说好话，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。今天郤至来见我，认为晋国这次打败楚国，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，他说：‘如果不是我，晋国就不会打赢这场战争了。楚国有五个失败的因素，晋国却不知道乘机利用它，是我强烈坚持主张开战的。楚国违背与宋国的盟约，这是其一；楚王德行欠缺却以土地贿赂诸侯，这是其二；抛弃强壮优秀的将领而用司马子反那样幼稚懦弱的人，这是其三；组建辅臣谋士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，这是其四；集结了蛮夷、郑国跟从参战，然而三方军阵庞大却不严整，这是其五。挑起战端的一方不是晋国，所以晋国就会得到民众大力拥护，四支军队的将帅气盛势强，军队行伍严整，各路诸侯都站在晋国这一边。因此说，晋国有以下这五个取胜的因素：与楚开战有正当的理由，这是其一；深得民心，这是其二；士卒将帅十分精悍，这是其三；军队行伍严整号令严明，这是其四；与各路诸侯关系和睦，这是其五。其实晋国使用任何一个取胜因素就足以胜楚了，如今以五胜之势去攻伐五败却还要躲躲闪闪，那不是有作为之人的表现。所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。栾书、士燮不愿开战，是我强使他们下达作战命令的。结果获胜了，这是我的功劳啊！他们在战斗中没有一点谋略，而我有三大功劳：不但勇而有礼，而且还以仁爱为本。我三次追逐楚军，这是勇；遇上楚君必定下车快步上前，这是礼；俘获了郑伯又放了他，这是仁。如果让我主持晋国政事的话，楚、越等国一定会甘愿前来朝拜称臣。’”

“吾曰：‘子则贤矣。抑晋国之举也，不失其次，吾惧政之未及子也。’谓我曰：‘夫何次之有？昔先大夫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[1]，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[2]，今栾伯自下军往。是三子也，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。若佐新军而升为政，不亦可乎？将必求之。’是其言也，君以为奚若[3]？”

襄公曰：“人有言曰‘兵在其颈’，其郤至之谓乎！君子不自称也，非以让也，恶其盖人也。夫人性，陵上者也，不可盖也。求盖人，其抑下滋甚，故圣人贵让。且谚曰：‘兽恶其网，民恶其上。’《书》曰：‘民可近也，而不可上也。’《诗》曰：‘恺悌君子[4]，求福不回。’在礼，敌必三让，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。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，然后庇焉，则能长利。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[5]，是求盖七人也，其亦有七怨。怨在小丑，犹不可堪，而况在侈卿乎？其何以待之？”

“晋之克也，天有恶于楚也，故儆之以晋[6]。而郤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，不亦难乎？佻天不祥[7]，乘人不义，不祥则天弃之，不义则民叛之。且郤至何三伐之有？夫仁、礼、勇，皆民之为也。以义死用谓之勇，奉义顺则谓之礼，畜义丰功谓之仁。奸仁为佻，奸礼为羞，奸勇为贼。夫战，尽敌为上，守和同顺义为上。故制戎以果毅，制朝以序成。叛战而擅舍郑君，贼也；弃毅行容，羞也；叛国即仇，佻也。有三奸以求替其上，远于得政矣。以吾观之，兵在其颈，不可久也，虽吾王叔未能违难。在《太誓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王叔欲郤至，能勿从乎？”郤至归，明年死难。及伯舆之狱[8]，王叔陈生奔晋。

[1]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：指荀林父从下军副帅升任中军统帅。

[2]赵宣子：即赵盾，在晋襄公七年任中军统帅。

[3]奚若：犹奚如，何如，意为怎么样。

[4]恺悌（kǎi tì）君子：释义泛指品德优良、平易近人的人。

[5]七人之下：晋四军的次序是中、上、下、新，每军有将、佐。郤至是新军佐，位居最末，所以说他“在七人之下”。

[6]儆（jǐng）：告诫、警告。

[7]佻（tiāo）：轻薄，不庄重，轻佻。

[8]伯舆之狱：周灵王九年，王叔陈生与周大夫伯舆争政，灵王偏向伯舆，王叔陈生因而逃奔晋国。死难：指郤至被晋厉公所杀。

“我对郤至说：‘你确实有才干。然而晋国提拔官员不会不论位次，所以我以为晋国的政务恐怕还轮不到你来主持。’他对我说：‘有什么位次？已经去世的荀伯是从下军副帅升任中军统帅的，赵宣子没有军功也升任中军统帅而主持政事了，如今栾伯又从下军之佐升为中军主帅。就这三个人来说，我的才能只有超过他们而没有所不及的。我如果以新军之副将升为正卿而主持政事，不也可以吗？我一定想办法达到目的。’这都是他所说的话，您认为如何呢？”

单襄公说：“有人说‘刀架在脖子上’，恐怕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！常言道，君子不自我吹嘘，其实并不是为了谦让，而是厌恶这种行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罢了。人的本性，都想超越在自己之上的人，但是又苦于无法凌驾。总想凌驾他人，反而会被抑制得更厉害，所以圣人崇尚礼让。况且有谚语说：‘野兽厌恶捕捉它们的罗网，百姓仇视高高在上的官员。’《尚书》中说：‘百姓可以亲近，但不能凌驾于他们之上。’《诗》中说：‘品德优良温文尔雅的君子，以礼能求得万福。’按照礼仪，地位相等应再三谦让，这正是圣人深知百姓是不可凌驾其上的道理。所以想要统治天下的王者必须先得到民心，然后全力庇佑他们才能安稳，才能因此而长保福禄。如今郤至位在七人之下却想超越他们，这是要凌驾于七人之上啊，因此就会引起那七人的怨恨。被小人物所怨恨，尚且还很难以忍受呢，更何况那七人都是有地位的大臣呢？郤至将凭什么来应付他们？”

“晋国的这次胜利，是上天憎恶楚国，因此让晋国来警诫他们。然而郤至却轻薄上天之功而据为己有，这不也是太危险了吗？轻薄上天之功不祥，凌驾他人之上不义，不祥将被上天遗弃，不义就会遭到百姓叛离。况且郤至哪里有三件功劳可炫耀的呢？他所说的仁、礼、勇，都是百姓所为。为正义而舍身的行为才可以称为勇，遵奉道义而守法的行为称为礼，积累义举而建立功勋才能称为仁。玷污了仁是佻，玷污了礼是羞，玷污了勇便是贼。作战是以消灭敌人为准则，以不开战就能使敌人顺从正义为上策。所以要用刚毅勇敢来治军，要用爵位尊卑来治理朝政。违背作战的准则而擅自释放郑君，这是贼；放弃奋勇的机会而下车去向敌国楚君行礼，这是羞；背叛了国家的利益而去亲近仇敌，这是佻。郤至有这三种耻辱的行为却想替代在他之上的大臣，这恐怕距离掌权还远着呢。依我看来，刀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之上，他不会长久了，恐怕我们的王叔简公也难以避免灾难。《泰誓》上说：‘百姓所希求的，上天必定依从。’王叔简公想要举荐郤至，怎能不跟着一起遭难呢？”果然，郤至回国后，第二年就被晋厉公杀掉了。后来王叔简公与伯舆争权夺利，终因失败而逃奔到晋国。